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20世纪30年代建立迄今已有90余年的历史。历经几代史家的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趋于成熟，既有别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史，也有别于1949年以后的当代史。但无可否认的是，因本门学科毕竟诞生于20世纪“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中，因此，无论是在理论范式、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乃至话语体系方面，均深受西方史学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实现本土化转型。

对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中所带有的“西方”特征，部分西方学者也有所反思。典型有如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他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以“西方中心”论占据主导，可概括为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为此，他提出应建立基于“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即从“中国内部”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该书中译者林同奇认为，“中国中心观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起了真正的解放作用，其批判锋芒是相当尖锐的”。但是，针对柯文的新思考，也有中国学者质疑：“《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后，曾唤起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说的误读与追捧，冷静想想，用西方概念与知识体系叙述的‘中国’真的是‘中国中心化’的中国吗？”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意识，为了从根源上建立近代中国本土化“知识体系”，最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词汇史、概念史、观念史、知识转型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如冯天瑜、沈国威等对来自日本的近代汉字术语、词汇进行的文化探源研究；方维规、李宏图、孙江、黄兴涛等的概念史研究；金观涛、刘青峰通过关键词梳理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桑兵、章清、杨念群等的近代知识转型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对近代中国众多名词、术语、概念、观念、知识范畴的系统梳理和文化探源，透视其背后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变革，揭示与之相关联的历史变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前期概念史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利用在概念史“知识考古”中获得的大量素材和成果，有意识地去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一是以中国为本位，对近代史上的名词术语、概念观念进行分类梳理，鉴别其内在属性；二是以历史发展大势为观照，判定哪些词语、概念和观念在推动历史实践和历史变迁上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三是在“话语”分析基础上对众多概念、观念进行整合，以形成既包罗宏富，又具有明确指向和内在逻辑关联的话语体系。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为相关概念、观念的“历史化”“社会化”“系统化”提供更为宏观的理论思维框架，确立概念整合的相关标准和原则，并找到相应整合方法。在上述方面，研究者们都已有所探讨，但似乎还有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个人认为，就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而言，沿着本土化、中国化方向，大量具体的词语、概念和观念可尝试纳入以下几对更为核心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整合和讨论（当然又并不局限于这几对核心概念）。

一、 时间维度上的“近世”与“近代”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近世”与“近代”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用于指称较近的王朝或时代。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尤其受日本的影响，古典的“近世”“近代”概念获得了现代意义上历史分期的新意。“近世”通常指宋元明清（或仅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近代”则多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当然也有二者混用的情况。笔者趋向于明清近世说，但却无意介入“近世”与“近代”的含义之争，而更关注同二者紧密相关的“近世化”和“近代化”趋势如何影响、制导了中国近代话语体系的形成。

如所周知，中国“近代化”通常指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影响下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变迁过程，这是一种“天崩地裂”般的时代之剧变，或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人们通常忽略了在此“变局”发生之前两三百年间（大约从明代晚期开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已经酝酿着重大的社会变动：与工商业空前繁荣相伴随的是商业化、城市化、平民化、世俗化的经济社会变化趋势，以及由经世实学和“新民本”思想等所体现的启蒙思潮的兴起。这一系列暗潮汹涌的社会变迁可名之为“近世化”趋势——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步出中世纪而迈向近代。如果说，中国“近代化”过程更多体现的是由西方入侵所引发的社会“突变”，那么，“近世化”则更多体现的是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渐变”，一种在传统中的“自身之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应是近代突变与近世渐变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越是近代早期，内在渐变的影响和制导作用则愈加明显。

因此，追寻中国近代历史，建构近代史话语体系，必须仔细重建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化”与明清以来“近世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既要关注“近代之变”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忽略更长时段的“近世之变”的持续影响。换言之，西方影响并非导致中国近代变局的唯一因素，许多从西方或日本引入的词语和概念，如果脱离了明清以来“近世化”渐变过程的制导，我们便很难理解其起源及真实的内涵。譬如，“经济”“实业”“实学”“实务”“商务”“通商”“重商”“富强”“利权”“财务”“财富”“资本”“民主”“民生”“自治”“权利”“格致”“科学”“物质”“博物”“制造”等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深受明清经世实学思想的影响，是士大夫经世事业在近代的延伸与扩展。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在选择和创制这些词语、概念时，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制于其内在的儒学价值观，其源头又可上溯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

二、 空间维度上的“天下”“万国”与“世界”

“近世”“近代”一旦与“化”相挂钩，便摆脱了单纯“朝”和“代”的时间局限，于历史时间之外同时具备了历史空间意涵。1901年，梁启超曾借用西方史学分期方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此说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打破了王朝更迭的传统史观，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界定中国历史。

考虑到梁启超当时所言的“近世”，实为“近代”，因此，他所指出的这种时空结合意义上的历史“中国”的区分，揭示的乃是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天下”观念的差异。在古代中国（包括近世），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概念。茫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的共主。中国不仅通过“华夷之辨”“用夏变夷”确立了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且通过“朝贡贸易”体系确立了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即便是在已进入“近世”的明代中期至乾隆朝，虽已有少数西洋人（如葡萄牙人）东来，但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的“天下”视野仍局限于“中国”自身及周边的亚洲属国，只有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被迫纳入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之中，开始了从“天下”到“万国”乃至“世界”的转变，成为“世界之中国”。

正如许多论者业已指出的那样，晚清从“天下”观到“万国”观的转变，首先体现在世界空间意识的改变。通过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及林则徐、魏源、徐继等人编写的地理图书，人们才逐渐具有了“地球”的概念，知道中国并非大地的中心，而只是无数国家之中的一国，“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其次，“国际秩序”的概念逐渐取代了“华夷秩序”概念。正是在派遣驻外使节，出洋经商、留学，以及参与世界博览会（时称“万国赛会”）的过程中，中国方逐步明晰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近代“国际秩序”，以及中外交涉（邦交）的基本规则。中国不仅只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在弱肉强食的“殖民—帝国”体系中，还是处于弱势的一方，那种自诩为“华夏中心”的陈腐“天下”观不攻自破。20世纪初，具有更加多元、竞争和流变意义的“世界”观念，又进一步取代“万国”观，成为近代中国更为规范和流行的国际观，中国历史被进一步整合进“世界”历史。

在概念史意义上，从“天下”到“万国”和“世界”的衍变启发我们，众多同国际交涉相关的词语和概念，诸如“夷务”“夷情”“泰西”“西洋”“东洋”“地球”“万国”“邦交”“洋人”“洋务”“中外”“中西”“交涉”“赛会”“竞争”“商战”“公法”“公会”等，只有纳入从古代、近世到近代的历史转折过程之中，方能确切界定其实际内涵，并观察到其中流转衍变的规律和趋势。中国进入“近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大量涉外新词语、新概念井喷式的涌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短短几十年间，涉外概念的语义便从讥讽性的“夷”，一变而为羡慕性的“洋”，再变而为平等性的“西”与“外”，相关的组合词和话语也随之大量产生，内中的嬗变因由颇堪玩味。

三、 社会维度上的“国家”与“社会”

社会学意义上，广义的“社会”概念泛指人类社会组织的总称，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区别于国家和家庭的其他社会组织；狭义的“社会”则是有别于国家的由群体和社团构成的社会组织。近代西方的概念，除上述两层含义外，还有政治层面上的联结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与西方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秦代一统天下以来，君权至上，国家至上，民间社会的空间被严重挤压，基本上不存在西方意义的“公共领域”。总的讲，是“国家强于社会”，“社会”则被抽象化和空洞化，处于暂时“缺位”的状况。而在明清“近世化”过程中，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以及以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为代表的“新民本思想”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以绅士为中心的民间社会逐步形成。进入近代以来，尤其在甲午战后，受西方自治思想的影响，各种民间社团获得空前发展，与之相关联的“公共领域”也开始成熟起来。

中国现代性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正是在上述从“近世”向“近代”转型背景下，围绕国家、社会及其互动关系这一主轴展开的。如“政治”“政府”“维新”“变法”“新政”“立宪”“宪政”“共和”“革命”“民主”“民权”“民族”等关键词，大体反映了从传统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群”“会”“社会”“社团”“结社”“集会”“演讲”“绅士”“绅董”“绅商”“议员”“公益”“公论”“公理”“公利”“自治”“民主”“民治”“权利”“秩序”等关键词，则大致反映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民间社会从“绅士公共空间”向“绅商公共领域”，继而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近代大过渡、大转折过程中的互渗、互动及其博弈：从民间社会一度空前活跃，最终又回复到“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

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除寻找以上核心概念和话语框架进行相应整合，探索其中生成、衍变的规律外，还须着力探讨近代话语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其他基本特性，比如中西二元结构特性、演化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等等。

就近代话语体系的中西二元结构特性而言，罗志田曾借用王国维的话概括为“道出于二”，或中西新旧之间的缠绕互竞；金观涛、刘青峰则称之为“中西二分二元意识形态”。这些见解都极具启发性。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的构建，固然要坚守中国中心立场，以中国化、本土化为根本取向，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脱离西方，无视西方思想和话语的巨大影响。在近代，西力入侵和西学东渐虽带有侵略性和强制性，但相较于传统中华农业文明而言，彼时之西学毕竟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因此，向西方学习，大规模引进西方的名词、概念、思想和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可避免的，且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如梁启超所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但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又并非意味着全盘西化，因为，首先当西方冲击中国之时，中国不仅已有几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化传统，而且传统本身也在变化之中，中国人毕竟还是中国人，中国社会毕竟还是中国社会；其次，中国接受西方什么，不接受什么，以及取舍选择的标准，均受到既有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制约。因此，中国近代话语体系的形成，既要“鉴诸国”，也要“法后王”，系以中国文化为基盘，选择性接受并消化西学及其表达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会通中西、融通古今遂成为建构中国近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其次，不容忽视的是近代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金观涛、刘青峰曾从观念史意义上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区分为三个阶段：儒学式公共空间形成之前的阶段（明末清初至1895年）、建立民族国家阶段（1895—1915年）、学习西方失败后的社会重构阶段（1915年至今）。与之对应的是社会思想演变亦分成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尽管如此划分是否恰当还可以再讨论，但这对探讨如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来建构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却颇具启发性。

简言之，建构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突破110年（1840—1949）的界限，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和更长的时段中来观察和思考。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明清之际，尤其要重视明清之际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变迁；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之后，因为还存在一个从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的历史过渡期。为此，结合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内在关联及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国近代学术话语体系构建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一）明清以来本土话语自我变迁为主的“近世”时期（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二）1895—1919年学习西方思想和话语的高潮时期；（三）1919—1949年在学习西方基础上本土话语全面重构时期；（四）1949—1950年新旧话语转换过渡期。其间，从话语叙事转换的视角，又大致包括自明清以来的“近世”话语叙事（以经世思想为代表）、自1840年以来的“近代”话语叙事、自1919年以来的“现代”话语叙事，以及1949年以来的“当代”话语叙事。而众多研究范式，如较普遍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史”范式、“民族复兴史”范式、“社会主义史”范式等，则是贯穿于其中的阶段性主流话语范式。所有同近代中国相关词语、概念、观念的整合，皆可融入这个更大的话语体系框架中来考虑和建构。

总之，就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学科体系建设是基础，学术体系建设是核心，话语体系建设是前提。之所以认为话语体系建设是前提，乃是因为学科体系的宏伟大厦和自成一格的学术体系，都必须建立在能够自洽的话语体系基础之上，必须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和传播。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革命是实现学术理论革命的前提，但术语革命本身并不仅仅是新术语、新概念的发明和移植，更重要的是，必须借助于相应的理论框架构建起一整套由术语、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完整学术话语体系。正因为如此，话语体系建设既是目前“三大体系”建设中相对滞后的“短板”，同时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历史学科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