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1950～1965）

杨林

[摘要]1950～1965年，我国共翻译出版了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有利于毛泽东思想嵌入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信仰之中，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中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也为我国当前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也提供了历史参考。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传播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常生活视阈下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1949～1966）”（）的阶段性成果。

《毛泽东选集》1～4卷收录了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是1950～1965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对新中国建立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不进行探讨。早在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就编辑出版了首部《毛泽东选集》。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书中有些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经中央批准，新闻出版总署于1982年通知停售。】。1950～1965年，《毛泽东选集》1～4卷的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以往关于《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与传播的研究，或进行工具书式的介绍【如袁竞主编：《毛泽东著作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6页；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714页。】，或进行简单描述【如熊坤静：《〈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始末》，《党史文苑》2013年第19期；赵静：《1950年代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研究》，河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2～23页。】，缺乏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本文系统探讨1950～1965年《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一、《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与出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出于传播毛泽东思想以及巩固新中国政权的目的，中共中央将《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提上了日程。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选集》的编选、注释和整理工作【方厚枢：《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1949-1982年）》，《出版史料》2001年第1期。】。1951年，中央出版总署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等人，负责《毛泽东选集》的联系、督促和检查工作【《出版总署关于认真做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和《毛泽东选集》工作委员会的主持下，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年4月和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1～4卷汉文版先后出版。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汉文版出版后，其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展开了。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少数民族中总共有19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通用的主要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种【史筠：《民族区域自治法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至1965年，《毛泽东选集》1～4卷被翻译为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134页。】。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和朝鲜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由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翻译，而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则主要由民族出版社藏文翻译室负责，各少数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完成后均交由民族出版社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出版社出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字版翻译出版工作的报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6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最先开展翻译出版工作的是《毛泽东选集》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蒙文版。1951年11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了以新疆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包尔汉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持《毛泽东选集》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蒙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附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卷集准备工作的计划》，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内蒙古自治区的《毛泽东选集》蒙文翻译出版工作紧随其后，于1952年5月成立了以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乌兰夫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蒙文翻译出版委员会，领导《毛泽东选集》蒙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任亚平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共产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1954年12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毛泽东选集》朝鲜文版的翻译出版委员会，由区委书记兼区政府主席朱德海任主任委员。由于“翻译力量和条件不足”，民族出版社“将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的朝鲜文版《毛泽东选集》翻印出版”，并“在翻印时作一些修改”【《出版总署关于民族出版社拟翻印朝鲜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朝文版致对外文化联络事业局函》，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此外，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已出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些旧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曾被翻译成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为求《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统一，1955年文化部发布通知，要求旧的《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停止发行”【《文化部关于翻译成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毛主席著作旧版单行本处理问题的通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5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在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支持下，1950年代《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1960年代《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进一步推进。1961年9月7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送的《关于〈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字版翻译出版工作的报告》，主张进一步加强和做好《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主要意见如下：（1）建议各有关自治区党委、省委和中央民委党组共同负责，加强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翻译审订力量，共同负责定稿；（2）建议各有关地方党委集中一批一流的翻译人才，组成专门队伍，从事翻译出版工作；（3）建议中宣部在最近期间召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甘肃、青海、吉林等自治区党委、省委和延边自治州委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和民委共同开会，研究解决有关《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61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647页。】。在此提议的指导下，1960年代《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中，翻译是一项必须规范的工作，因为其涉及到毛泽东思想能否正确表达和贯彻。早在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领导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就确定了翻译原则：在不违背本民族文字的结构上按字句直译，如有些直句以本民族文字直译不通时，可在不影响原意的原则下，按本民族文字的习惯调动【《附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卷集准备工作的计划》，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第385～386页。】。但是后来《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在翻译过程中，不时出现了不顾少数民族语言特点片面强调直译的情况。这就导致了译文的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影响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为了解决该问题，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中央民委、文化部等联合召开了9次《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工作会议，确定了“忠实”和“群众化”的翻译原则，即译文不论从语义方面、逻辑方面都应忠实于原文，并且要让少数民族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得到像汉文读者阅读原著一样的效果。此外，强调译文应适应各民族的语言、语法规律【李资源等：《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03页。】。这些意见有利于提高《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质量。

在各方的重视下，《毛泽东选集》的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至1965年，《毛泽东选集》1～4卷的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完成，具体各文版、各卷册完成时间如下。第一，蒙文版。1953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蒙文版单行本17分册出版。1962年，蒙文版《毛泽东选集》2～4卷出版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蒙文版单行本出版》，《人民日报》1953年4月27日，第1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蒙文版在呼市发行》，《内蒙古日报》1962年4月26日，第1版。】。第二，维吾尔文版。1953年6月底，《毛泽东选集》第1卷维吾尔文分篇单行册29种出版。至1962年，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2～4卷出版完成。第三，哈萨克文版。1953年6月底，《毛泽东选集》第1卷哈萨克文分篇单行册21种出版。1962年，哈萨克文版《毛泽东选集》2～4卷出版完成【《附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卷集准备工作的计划》，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第384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第四，藏文版。1959年，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至1965年，藏文版《毛泽东选集》2～4卷出版完成。第五，朝鲜文版。1956年，朝鲜文版《毛泽东选集》1～2卷出版。至1962年，朝鲜文版《毛泽东选集》3～4卷出版完成【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第132～134页。】。至于《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数量，也是相当大的。到1960年底，《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单行本已出版约302万册【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61年卷）》，第647页。】。这一数据足以窥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出版数量之巨。

二、《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

《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和出版后，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社会共同推进了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少数民族地区党政干部及文化界人士对《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进行了大力宣传，从而开启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传播的第一步。1952年乌兰夫在《毛泽东选集》蒙文版翻译出版委员会成立会议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内蒙古人民革命问题的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必须严肃对待《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王树盛、郝玉峰主编：《乌兰夫年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毛泽东选集》各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党政干部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宣传。如196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赛福鼎在《新疆日报》发表文章《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维吾尔文版出版》，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在《新疆日报》发表文章《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胜利前进——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哈萨克文版出版》【赛福鼎：《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维吾尔文版出版》，《新疆日报》1962年9月1日，第1版；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胜利前进——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哈萨克文版出版》，《新疆日报》1962年12月19日，第3版。】。又如1963年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曹达诺夫在《新疆日报》发表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维吾尔文版的出版而作》【曹达诺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维吾尔文版的出版而作》，《新疆日报》1963年12月6日，第3版。】。此外，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界人士也积极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宣传工作。如1962年蒙古族著名民间诗人、歌手毛依罕在《内蒙古日报》发表文章《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蒙文版出版》【毛依罕：《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蒙文版出版》，《内蒙古日报》1962年5月4日，第2版。】。《新疆日报》和《内蒙古日报》是当时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的重要报纸，党政干部及文化界人士在此宣传《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有利于其传播的展开。

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还组织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学习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早在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前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张邦英在新疆省各民族党员与机关干部大会上就号召新疆全省各民族干部努力学习《毛泽东选集》【《各地人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新疆各民族干部欢迎〈毛泽东选集〉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5日，第1版。】。1952年4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发出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指示，称：“《毛泽东选集》在各地发行时，应由各地党委召集各民族干部会议，由党委书记作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报告，深入动员，开展学习。”【《新疆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毛泽东选集〉维文哈文版单行册出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指示各地深入开展学习》，《人民日报》1952年4月12日，第1版。】当年6月，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开始组织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一级机关的高级干部，统一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时间为6个月，每月填写一次学习情况简报，并且在每一学习阶段结束后，给下级干部作一次学习报告，或写一篇学习笔记或论文【《内蒙古各机关高级干部已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1952年6月22日，第3版。】。《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学习运动并不限于在党政干部中开展，还广泛开展于群众中。196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蒙文版校订再版时，内蒙古地区政府就发动了一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促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内蒙古日报》1965年8月28日，第1版。】。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各界也主动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作为《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发行机构，新华书店在《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5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蒙文版精装本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乌兰浩特、海拉尔、通辽和满洲里等5个城市发行，该日清晨新华书店呼和浩特支店蒙文门市部还未开门，门前就已挤满了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内蒙古新闻集》，1954年，第314页。】。新华书店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马车流动售书站”，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送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新疆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著作，维吾尔和哈萨克文版〈毛泽东选集〉已在新疆发行十二万七千册》，《人民日报》1964年4月22日，第2版。】。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也积极参与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如195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机关学校曾组织老师和学生集体研读蒙文版《毛泽东选集》【秋浦：《胜利前进中的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出版社1954年版，第142页。】；1960年代西藏的一些政治文化夜校常常讲解藏文版《毛泽东选集》，当地干部和群众踊跃过来听讲【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翻身农奴谱新篇——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在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0页。】。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还自行组织阅读小组来传播少数民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1954年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蒙文版《毛泽东选集》单行册出版和发行后，新疆地区有些农村、牧区的农牧民组织《毛泽东选集》阅读小组，并请人讲解【《开英代表的发言》，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秘书处编：《在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第351页。】。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特定出版物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由于《毛泽东选集》份量太大，1960年代我国还出版了部头较小、分别供一般干部和工农群众学习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该著作的一些文章与《毛泽东选集》的一些文章相同，并且和《毛泽东选集》一样都出版了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版【张静如主编：《毛泽东研究全书》（卷二，著作编），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3～1210页。】。1950年至1965年，少数民族地区还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配套性读物。如196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青年出版社曾出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维吾尔文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哈萨克文版）和《斗争的道路胜利的道路——介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哈萨克文版）等书籍【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64）》，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3～94页。】。此外，1950年至1965年，《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单篇著作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也曾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712～713页。】。上述出版物与《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相得益彰，它们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同时也会促进《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三、《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与传播的影响

正如学者在研究领袖著作时所指出的：“通过书刊印刷符号，出版者和阅读者、负责印刷出版规划与实施、掌握符号资本的领导与一般群众，产生了互动，共同参与了符号意义的构建、定义、解释和传播，共同进入一个想象空间，成为国家总体社会、政治和文化格局的一部分”【纳日碧力戈：《城市与象征》，李德洙主编：《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二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暨边疆城市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航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共同建构的毛泽东思想象征符号，它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对我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有利于毛泽东思想嵌入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信仰之中。据《西藏日报》1965年10月9日的报道，西藏拉希乡牧民布德常常将藏文版《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他总是对人说：“毛主席的话是真理，句句都说在我的心坎上，它给了我观察各种事物最锐利的眼睛。”【西藏日报社编：《见证：〈西藏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深入民心。毛泽东思想通过《毛泽东选集》嵌入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信仰之后，还成为规范他们行为的指南。《毛泽东选集》第4卷蒙文版在呼和浩特发行时，蒙古族军人阿拉坦沙捧着刚刚买到的书说：“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我决心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永远站在保卫祖国的前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已翻译出版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二百七十种，〈毛泽东选集〉十七种》，《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第1版。】书籍史家夏蒂埃曾指出“所有权力机构为何如此看重书写及其载体，因为威权需要规范行为和嵌制思想”【[法]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泓渺、张璐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0页。】。《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达到了将毛泽东思想嵌入民众的信仰之中，进而规范其行为之目的。

其次，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中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毛泽东选集》第4卷蒙文版翻译出版后，蒙古族学者艾思奇作出感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已经到了成熟的境地。”希望“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智慧之光，不但把中国人民引向全胜，而且还把未来的基本方向，也为我们明朗地照耀出来”【杨苏：《艾思奇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458页。】。又据《人民日报》报道，1952年《毛泽东选集》哈萨克文单行本翻译出版后，天山草原的哈萨克牧民们说：“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后，心里就亮了，懂得了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种幸福的生活。”【《毛主席的著作在天山草原》，《人民日报》1952年7月7日，第3版。】民众对政党和国家的认同可以聚集到象征周围，而领袖读物则是重要象征【[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1页。】。《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使少数民族地区民众认同中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为我国当前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提供了历史参考。《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对我国当代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有示范性的作用。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推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集中展示了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2015年，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参考《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的种类，同样是以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和朝鲜文等、种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人民日报》2015年7月10日，第4版。】。和《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传播一样，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少数民族文版进行了传播【参见《西藏大学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捐赠仪式》，中国西藏网发布时间：2016年12月14日；《塔城地区农业局集中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读本》，新疆农业信息网发布时间：2017年2月23日。】。不过，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也有自己新的特色，如在传播上采用了电子书这样的新传播媒介。饶是如此，《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在总体上还是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提供了历史借鉴。

结语

《毛泽东选集》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承载的毛泽东思想，被邓小平称为“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正是因此，新中国政府对《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相当重视，在1950年至1965年共翻译出版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和出版后，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对其进行了传播，从而努力将其嵌入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对我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

（本文作者：杨林，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