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译者，作为参与或引导不同文化对话的中介，在促进交流、消除隔膜等方面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代社会尤其如此。这也催生了翻译学作为一门跨语言文化的独立学科在20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

西方文论研究中心的几个转向可简要归为三种模式，即以原意说、实证主义、传记批评为标志的作者中心，以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为标志的作品中心，以及以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为表征的读者中心。无论是“作者中心”还是“作品中心”，都认为意义的生产与读者无涉。但任何阅读都必须由读者来完成，因此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者杀死了文本单数的上帝——作者，“孰为上帝”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接受美学乘机把开启文本的“金枝”交到复数的读者手中。然而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为了清算作者／作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或通过将读者文本化去中心化，赋予了读者以过度自由的裁量权，导致这一转移亦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翻译研究的发展也大致延续了这一路数。

一

这些中心论的偏狭，就是拒绝对话，独霸话语权。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必须具备一种更为开放的、跨学科的视野，才能揭示出文化交流的本质。翻译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对应，涉及原作者、源语文本、原作读者、译作读者、目标文化的选择过滤等诸多因素，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题、以文化语境为背景的对话。

伽达默尔认为“构成本质存在模式的东西是从对话的角度来考虑的，换言之，按照我们具体地相互倾听的能力来考虑的”，翻译亦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巴赫金所言的“对话性”引入翻译研究，创造性运用其对话理论及哲学阐释学和语用学等相关成果，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复调对话”的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阐释图式，演绎出赋格式对话的三个层次。这种对话思维强调作者、作品、译者、读者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整体，并不以某一中心为归依，而是抛弃偏见，坚持“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对话交际构成中诞生的”，如此才能整合各种“中心”说的合理内核，倾听并协调作者、作品、译者、读者各自“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让“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声音，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形成对位的对立、调解，在平等对话中推动主题发展，共同完成文本意义的生成。

巴赫金创造性地借用“复调”这一音乐学概念，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存在有别于传统独白型小说的复调因素。由于复调具有多重对话性，因而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文学研究，也同样能阐明翻译的对话本质。

在这一对话模式中，每个作家写作时，都假设一群要接受他语句的读者，通过具有群体性的个体认知，引领并挑战读者语言、文化、情感的知觉、感觉、审美能力与习惯，而潜在对话的结果就是作品。此为对话的第一个层次：原作与原语读者（母语的隐含读者）。但要想与跨越原语的读者（目标语的隐含读者）进行对话，必须通过熟谙这两种语言文化、负有特殊使命的读者——译者，把所要理解的意义置于对谈者所在的文化语境中。从对原作召唤结构的反馈、原作的遴选，到译者角色的合理定位、翻译策略的制定取舍，以及译本的审查、赞助、评价等，几乎都有多重角色读者的全程参与，译作也是译者和目标读者对话的衍生。由此构成了对话的第二个层次：译者与目标读者。此译作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往往只能完成与特定读者进行对话的历史使命，因为读者的欣赏习惯、审美趣旨总会因人物、时间、地点的变迁或变化而大异其趣，因而呼唤新的对话。为了及时反映、满足特定读者新的审美诉求，重启对话，译者必须重新阐释，更新译本，让新的译本在新的时空与新的读者相遇、对话，从而开始一轮一轮新的阐释、对话的循环，这也是同时或先后出现同一作品的多个译本的主因。此为对话的第三个层次：译作和目标读者。无论作者还是译者、读者，都不能指望某个译本能跨越所有的时代。

二

以严复为例。他从超越一般认识的读者立场出发，带着特殊读者的期待视域，终于与理想的作者、作品的召唤结构相遇，进入对话的第一层次。最终目的是让作品进入目标语中的理想读者，为其所认知，并有所为。为此，他在特定的语境中，用汉朝以前的句法形式，及更换叙事视角等作为“糖衣”及“招徕术”，与目标读者对话、商讨，进行文本意义的再生产。由此进入对话的第二层次。文本的躯壳虽然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质仍然。可以说，严复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了适当的作品，保留了合适的内容，征服了合适的读者。通过第三层次的直接对话，完成了言外行为，取得了言后之果，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了一扇大门。如此，严复以“信”的认识论，“雅”的方法论，最终实现了“达旨”本体论和目的论，促成了这一轮文化的复调式对话。

再如《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号角式的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汉语译文几乎都源自德文版，而恩格斯亲自审定的英文版中，却是“全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之所以最终采用德文本，是因为国情不同。自古至20世纪，中国一直是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明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法直接模仿西方，走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中坚的路线。中国革命除了依靠工人阶级，更多地要依赖农民阶级，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无产者”能涵盖更多的阶层，译者在面临“无产者”或“工人们”这两个同中见异的选择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前者。这是西方经典与中国政治文化对话的结果，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经典翻译案例。

这种复调的对话，强调作者、作品、读者／译者是一个整体，相关各方平等协商、交流互动。在对话所处共时性作用下，它可以整合各中心的积极成分，倾听并协调各方意见，在单一的话语中含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声音——双声／多声语，而且，众声在对话中同时出现，必然产生商讨、争论、交锋、调解，从而构成对位形式与复调结构，在喧哗的众声中共同促成文本／论题意义的生成，达到对话的目的，收获对话的结果，或为重启新一轮的对话做好准备。

三

既然是对话，文本意义的生成自然就不能由哪一方说了算，而是要由各主体协商，以求得一个暂时的解决；但谁也不敢断言自己真理在握而单方面终结对话。文本总是在召唤新的主体、新的视域的持续进入，随之又会生成新的阐释，更新或修正过往的视域。这一点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复译”的客观存在，理解同一个作品为什么会有共时和历时层面的多个译本。因为文本就如一泓不竭的“水井”，不同的对话主体带着自己的视域与其相遇，各自汲取共同生产的、自己需要的意义后离去，随后又不断有新的主体前来聆听文本那永恒的低语和诉说，如此生生不息。

福山在其畅销书中曾自信地宣告“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的普世化的终结点”已经到来。但事实证明，历史发展并未终结于福山的理论，西方的自由模式无法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和解决文明冲突的唯一良方，这也促使福山重新反思其历史终结观。这表明，各种文明之间无法以拒绝或终结对话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必须在持续有效、相互依存、取长补短的对话中获得求同存异的良性发展。

人类文明无法脱离对话而存在，正如巴别塔的倒塌宣告人类也不可脱离翻译而存在一样。每一场对话都有一种内在的无限性，指向未完成。我们所做的、能做的、在做的与该做的就是：让对话继续。历史无法终结，对话必须持续。因为当下性的需要，特定的历史情境都会使世界进入新的语言的言说、新的应答，每一种这样的言说和应答都会跨越不同文化时空参与传统的构建，而又不可避免地承担新的未加言说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曾洞见地指出，语言是人类存在之栖居，因此我们永远是“在通向语言之途”；那么，就承担文化交流作用的翻译而言，我们亦永远是在通向复调的文化对话之途。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嬗变”负责人、华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