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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收录了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自2004年以来在国内外会议上的发言、学术讲座的精选内容,国内外刊发的部分论文和专访以及少量序言、书评和随笔,系统论述了对外翻译工作对国际传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和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见证与呈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主任赵启正受邀为本书作序。
我原本是学核物理的,却在1998年踏入对外传播领域,先后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一直工作到2013年。进入这样一个全新领域,除了自己加倍努力工作以外,一些对外传播领域专家朋友的帮助对我尽快熟悉情况起了很大作用,黄友义同志是其中与我交流最密切的。
黄友义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从事对外出版和国际传播工作,担任过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等多个职务,在翻译界多个领域都卓有贡献。虽然他承担了许多机构的领导工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更具学术专家的本色。2001年,他坚持谢绝了中国外文局正局长的提名,理由清楚:担任正职需全力投入行政管理,势必影响为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翻译水平多作贡献的夙愿。当时我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参与此事的始终,印象极为深刻。
▲黄友义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方面,他承担了数百万字的党政文献和中国国情等方面书稿的对外翻译和审定工作,其中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领袖著作,并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口译,积累了丰富的口笔译实践经验。他还从长期对外翻译出版实践中不断强调中英文的深层差异,提出首先要对中文原文理解准确,还要熟知外国受众的文化背景,才能使外文译稿得到受众的理解和吸纳,这与后来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翻译工作广泛遵从的“外宣三贴近”指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
在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方面,他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积极以中外合作出版开辟国际图书市场,以中方总协调人身份主持中美大型合作出版项目“中国文化与文明”,以副总编辑身份积极推进我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全面、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他与时俱进,参与创办我国对外宣传新闻网站“中国网”并任总编辑至2013年,是我国互联网外宣的重要参与者。在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积极践行公共外交,推动政协对外友好活动。
在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与教育领域,他也是重要开拓者之一。作为首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三届共13年任期内,团结全国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积极完善翻译专业硕士学位建设,有效推进设立翻译专业博士学位的目标,并推动专业学位教育与人才评价体系、行业管理相衔接,受到广泛的高度评价,他本人也因此曾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在翻译行业建设方面,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担任中国译协秘书长近30年来,他带领译协秘书处主动作为,结合国家对外工作大局组织策划了中译外论坛、亚太翻译论坛等活动,特别是组织申办和举办了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翻译事业的进步,提升了中国翻译界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树立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民间对外传播的成功典范;他本人也因此高票当选国际翻译家联盟第一副主席,并荣获该组织颁发的“金别针”荣誉勋章。他积极推动翻译职称评审制度改革,推动设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并一直担任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他还积极推动翻译立法,以提升翻译行业准入门槛,维护翻译工作者的权益。鉴于他对翻译行业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
这些年,他一方面身体力行,组织开展或亲自参与对外翻译、国际出版、互联网传播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活动;另一方面,他还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在国内外期刊、报纸以及各类学术和行业会议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书评、专访等数百篇。我曾多有阅读并屡次建议他把这些硕果汇编出书,他总是谦虚地推脱。今天终于盼到了这本书的出版。《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凝聚了黄友义同志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心得与思考,是他40多年来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智慧的结晶。书中的87篇文章,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再现了中国翻译与对外传播领域近20年的主要发展脉络,包括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这本书还提供了很多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案例,从对外翻译和国际出版的角度,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比如:“民主党派”如何翻译才不会引起外国人的误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用英文怎样表达,人民军队传承的“红色基因”究竟是什么,国庆阅兵式上的口号如何翻译才不至于引起尴尬,等等。这些重要概念和表述,对阐明中国政策和立场起着关键作用。解释不清,就有可能引起国际上的误读和误解。
中国每天都在进步,一天一个新中国。然而,国际上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还很不够,国际舆论对中国仍充满了误解与偏见。既然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既不客观,也不全面,那么我们自己能否把中国故事很好地讲出去,让人家听懂呢?就这一问题,我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书刊和影视产品,一个基本要求是要让外国人看得进去、读得下去,要随时记住我们的传播对象是外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思维惯性,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正如黄友义同志所说,要有说“全球话”的思维,才能把握国际话语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快速提升,我们已经从向中国“翻译世界”,进入了向世界“翻译中国”的新阶段。做好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工作对于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因此也对翻译和传播界的同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愿将此书首先推荐给工作在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一线的朋友们;我还盼望外语专业、新闻传播专业,乃至愿意提升外语水平的年轻人重视此书。如果细心阅读作者经40多年的积累才完成的这部大作,还能体会到我国对外传播的进步历程和老一辈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和深刻思考。相信青年们从我们这代人手里拿过接力棒,必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可信、可爱、可敬的真实的中国。
▲2022年11月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