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

中国语言学研究自汉代成史,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即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中国语言的研究,随着对汉语了解的不断深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分析思考整个中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如今研究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国语言学的研究传统,对其作出史的考量,撰写中国语言学史方面的著作。然而,我们对国外学者如何探讨中国语言学史所知甚少,这对我们提高研究水平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搜集,介绍国外的研究资料是我们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这样做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语言史研究本身的,即面对同样的事实,西方学者基于其学术背景,语言观会有哪些不同的发现,给我们什么启示;二是学术史的,通过不同时期不同著作观点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西方学者从欧洲中心主义态度到比较客观的评价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转变历程。

西方比较早期的叙述中国语言学史的作品有甲伯连孜的《言语学的任务,方法和迄今为止的成就》。甲伯连孜认为,人类最基本的语言科学活动始于埃及。字母的发明,音素的析解等等,都应归功于埃及人。而最早的语法描述则是亚述人作出的。在中国,由于汉语的词没有形变,便很难以导发大规模的语法思考。在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一本自己编撰的汉语语法书。甲伯连孜的上述见解,与我国研究者的见解多有所合。如王力先生就说,中国大约在宋代就有了“动字”和“静字”的分别,“动字”等于今天的所谓动词,“静字”等于今天所谓名词,这也可以算作语法的萌芽,但是距离整个语法体系的建立,还是很远的。关于印度语言学对中国音韵学的影响,王力也予以肯定。

而西方第一本广泛流传的语言学通史,是罗宾斯的《语言学简史》,该书1967年出版。罗宾斯从利玛窦,金尼阁等耶稣会士入华布教这件中西交通史上的大事,引出中国本土的语言学研究。他指出,十六,十七世纪汉语汉字的发现和研究曾为欧洲语言学辟开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这指的首先是语言学史上所谓“普遍语言学文字运动”,它吸引过培根,莱布尼茨等一大批学者。这些学者认识汉语汉字,主要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传教士们本身也还处在摸索阶段,这样,出现各种各样的偏见误识就在所难免。中国古代语言学者的主要成就是在词汇,文字和音韵方面,罗宾斯在众多字典辞书中介绍了《说文解字》。然而,在罗宾斯的书中,并没有为中国语言学或印度,阿拉伯的语言学专门安排一个章节,所突出的始终是欧洲语言学传统。罗宾斯承认,人类文明有若干源头,与之相应,也就有若干种语言传统,每一种语言研究传统都曾与欧洲传统交触,并对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他强调,既然在当代,欧洲科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科学,语言学也毫不例外,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把欧洲的传统视为主干,将欧洲语言学史确立为整个世界语言学史的基础,而叙述其他语言学传统,则要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汇入欧洲传统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的情况而定。我国学者对罗宾斯把中国语言学置于陪衬地位,是不满意的。岑麒祥说,语言学是一门世界性很强的科学,凡对语言学研究有所贡献的国家都应该占有它的地位。与罗宾斯的作品同年问世的一本用法语写成的语言学通史《语言学史—从起源到二十世纪》,写法已经很不相同,作者将古代中国安排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但仅占寥寥数页。作者对汉语似有误见,并且认为汉字几乎不具任何经济性。他提出,长时间里中国古代语言学走到是一条十分孤寂的道路,它与其他语言研究传统虽说偶有接触,异传统的影响也只限于边缘而未及内里。尽管中国语言研究传统非常独特,西方语言学家对它向来没有太多的兴趣,比较起来,还是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更多地论及中国传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西方学者研究,撰述世界语言学通史,大都是单枪匹马。步入七十年代,西方语言学史家开始注意互相沟通,取长补短。英国里丁大学意大利教授主编的《语言学通史 – 第一卷东方语言学传统》是一本多位学者合作写成的语言学史著作。第一章中国部分由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执笔。在三十多页的论述中,他勾勒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发展脉络。马悦然将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到十九世纪末。他的写法很接近我国学者的有关著作,且所有术语,人名都采用了汉语拼音。他对清代二百五十多年的语言学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觉得这一时期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清代伟大的语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工作为文本批评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文本批评正是清代人文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支。

以上主要是从西方人撰著的世界语言学通史里有关中国语言学史的部分来看他们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认识。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在探讨世界语言学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印欧语言学传统。但对于这些传统过去的作用,今天的地位,看法很统一。西方人写中国语言学史,至今仍然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自顾自的进行评析,很少考虑中国语言学史家的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沟通中西语言学研究传统仍然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